也说自贡

到曲阜旅游看三孔，祭拜孔圣人之墓时，会看见墓的右前方有一块石碑，最早有一尊石像，那是子贡，或叫子贡庐墓处，西临筑有一庐。进入陵地的门坎右侧，还有一棵子贡手植楷。传说孔子死后, 子贡放的哭丧棒长成的,植字少一横,据说孔子弟子有三千, 子贡一人就相当于一千人,而一横就是人一千,表示子贡的地位是很高的。别的弟子守了三年墓而走，他为老师守了6年。楷木旁边的碑叫流泪碑,因阴天时碑上会有水珠渗出。可能观人都有一个感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都只能在《论语》子曰中领略其风采。子贡还能让今人可感的不仅如此，仿佛两千又五百多年前的那幕似在昨天，他子贡谦谨恭敬之态，像那棵手植楷一样依然立在这儿。

子贡，姓端木，名赐，卫人，子贡是他的字，少孔子三十一岁。不但在七十二贤之列，且为“孔门十哲”，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很多，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堪称“全能人才”。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在孔门弟子中也非常出名。他曾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有人说他比孔子高明，他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夫子之墙数仞。”（《论语·子张》）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瑞》）。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贡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之久，然后去之。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颇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从这些看，自贡也为“德行仁孝”之人。

子贡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候”；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陽公”，后又改称“黎公”。

可就这样一个德能勤绩廉都兼备的人，当初受老师孔子的奚落却最多！从历史记载来看，子贡挨批的几件事，给人的感觉并非过错，听起来好像还是好事，但孔子就是不给好脸，不给好气，也没给过赏识。

一件事是子贡自掏腰包赎奴被训。按照鲁国当年律例，若有人从邻国赎回被掳作奴仆的鲁国公民，可以从国库支取赎金。子贡赎回了奴仆，却拒绝申请公费。孔子知道后，没夸子贡“廉洁”也倒罢了，反而劈头盖脸地把子贡教训了一通。

另一件事是子贡预言灵验遭斥。邾隐公拜见鲁君，子贡观察到邾隐公献玉和鲁定公受玉时的失礼行止和情态后，便预言两位君主都有亡兆。不足半年，鲁定公真的去世，真是料事如神。孔子却斥责他多嘴，并说这事是被子贡不幸而言中的。

还有一件事看起来更为不堪。这件事史记有详尽的记述，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田常准备攻打鲁国。子贡得到孔子的准许，前往齐国劝止。在说服田常的过程中，没想到又把吴国、越国、晋国的利益牵涉了进来。不得已，他只好一路奔波下去。纵横斡旋的结果，竟然一举数得，不仅让鲁国得以保全，还促成了齐国乱、吴国亡、晋国强、越国称霸的联动效应。用司马迁的话说，“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如此扭转时局的游说本事、惊天动地的外交壮举，孔子非但没有褒奖，还告诫他要谨慎地使用语言的力量。

从这三件事看，就当初做事而言应无不妥，而且应当恰如其分，也高瞻远瞩。但孔子却“追毛求疵”，或说作“鸡蛋里硬挑骨头”！记载没有说子贡当初“点头称是”或“据理力争”，但子贡一生而终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也达到了“至人”的程度，无怪乎有后人说他在老师之上之说，且也才有了上面的“大谦大恭”的答曰!

写到这里，我们再思考孔圣人的“教子之道”，呈有以下特点：

一是“严”待。通观论语或史记载，没有见孔子“和颜悦色”或“幽默诙谐”待子贡的一次。是不是子贡平时“自我张扬”？也没有！而孔子偏偏责备他最多，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孔圣人的“用心良苦”！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因人施教”的源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一想，假设不如此，子贡是不是也能会“自鸣得意”或 “频频翘动尾巴”？再深一想，子贡是不是在后来才对老师“高山仰止”的？所以，“严字当头”才培养了所谓子贡其人！

二是“深”待。这一点，可以把三次孔子奚落子贡的原话或叫理由仔细玩味几番，是不是孔子的要求“好中求好”或“好上求更好”，并且他所要求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也是圣人之“圣”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