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官免死”的必要条件

　　关于大tan官是否应该免死的话题，成了人们近期议论的一个热点。这是由两条新闻引起的。
　　一是全国人大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承认和满足了死刑犯不引渡的要求。这个开创中外引渡关系先例的条约，无疑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务实的人都明白与其让外逃tan官逍遥法外，不如把他们逮回国关起来。对此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争的。
　　另一条新闻是武汉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志祥涉案金额达4000多万元，且有“雇凶杀人”之嫌(法庭判定是“故意伤害”)，宜昌中院判其死缓。我看到转载自《民主与法制时报》的述评文章题为《暴徒活该处死，tan官就该活命？》，而《中国经济时报》5月16日发表的评论旗帜鲜明地叫《“巨贪免死”严重戕害社会公正》。就刘志祥这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在现在法律框架中，他是否该免死，其实伸缩性*很大，以此来论说“tan官免死”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tan官免死”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才能在中国司法走向“慎杀”的同时，不妨害社会公正，且有利于遏制贪污fu败等经济犯罪？
　　从一般的人道的原则出发，我是赞成“tan官免死”的(准确地说是对一切没有“血债”的经济犯罪免死)。一切刑罚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惩罚，不是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报复某个“坏人”，而只是为了消除对社会的现实威胁，乃至为了拯救犯罪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美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美国一些有死刑的州也只保留了对“一级谋杀”罪犯的死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可以创造条件尽早实现对经济犯罪的免死。其实这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才)要用血来还”的古老信条。历代王朝像明太祖那样大杀tan官无非想取得威慑效果，在只反tan官不反皇帝(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杀一儆百”，实践证明这是一厢情愿。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老信条，前述质问“暴徒活该处死，tan官就该活命？”的话，就是没有道理的。杀人犯直接危害和威胁的是人们的生命；tan官贪得再多那也只是“欠债”。
　　以上讲了“tan官免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即对一切经济犯罪都免于死刑。否则，就是官官相护，就是搞特权，“(死)刑不上大夫”。
　　“tan官免死”的第二个条件是服刑期限的公正执行。我们知道国外一些免死的罪犯，有判“终身监禁”的，有些还特别加上“不得假释”。可是，我们现在的“死缓”是怎么回事？只要躲过了“生死劫”，就可能花样百出地照享荣华富贵。通常人们想当然以为“死缓”“降级”就是无期徒刑。然而据《中国经济时报》前述文章说，“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和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死缓就意味着20年以内的有期徒刑。”这是多么搞怪的司法实践！至于减免刑、假释、保外就医里的名堂就更多了。监狱系统的“司法fu败”案例已有不少报道，本文不必赘述。如果连服刑的基本规范都不能建立健全，那么社会怎么能容忍“tan官免死”？大tan官必有强大的社会政治资源，与其让他们事实上逍遥法外，人们当然觉得还不如把他们“一刀两断”来得干脆。
　　“tan官免死”第三个，可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切地落实“依法治国”。毋庸讳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杀tan官”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严打”、“两手都要硬”，采用的一直是“威慑战略”，所谓“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方略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和不纵不枉、罪罚相当的原则事实上是矛盾的，所以有所谓“风头”、“顶风作案”、“抓大放小”之类说法，刑罚畸轻畸重也就在所难免。这并不符合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然而，倘若放弃以杀止贪的“威慑战略”，人们又担心潜在的tan官们更加有恃无恐。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字报”等“四大”理当抛弃，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而畅通的批评揭发渠道取而代之，一些地方和单位便出现了说一不二的“一言堂主”；以有罪推定为思维模式、搞“人人过关”的群众政治运动即“整人运动”伤害了不少好干部，理当抛弃；但是尚无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社会监督机制有效地取而代之，一些领导干部变得有恃无恐，以致串案、窝案、“前腐后继”、“买官卖官”等“吏治fu败”丑闻层出无穷。这些现实的经验都告诉人们，新旧治理模式之间必须注意衔接，如果仓促弃旧，转换脱节，就会造成更大的弊病，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