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外祖母（外二篇）

相依外祖母（外二篇）

我不知别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几岁，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时经历的一些事情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期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而我却对那时的一些事情至今念念不忘，历历在目。

那时我和外祖母住在济南市槐荫区十一马路路东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的大门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柱插在两侧的方形石墩里，一尺多高的门槛插在门墩的竖槽里，我那时个头矮，每次跨过门槛都像是在艰难地翻越一道矮墙。这个大院的房屋是我母亲的爷爷解放前花钱建造的，解放后被军管会收去分配给了大家。我外祖母住的是一幢坐北朝南一厅两室的平房，进门是一个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但这一厅两室并不归我外祖母一户所有，我外祖母住西屋，另一户叫范兆海的人家住东屋，门厅两家共用。

我外祖母姓贺，名绳梅，祖籍德州市平原县张华乡贺沟村,1911年10月10日出生。我四岁那年她五十岁，身高一米六多，椭圆脸，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大襟上衣。她学过裁缝，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平日的工作是给十一马路路口一家服装店加工服装。服装店揽来了活就通知我外祖母去拿布料，在家里做好了再送回服装店，返回家时手里便多了块儿八毛的人民币。我记得那时外祖母经常领着我去服装店要活做，而店老板则是经常回答：“没有，有了活一定会通知你。”光靠做针线活不能养活我们祖孙二人，为了生存外祖母还给人家带看孩子。她看的女孩叫莹莹，莹莹比我大3岁，听外祖母说，莹莹姐的爸爸是个穿军装的军官，在济南市委交际处工作，交际处是负责会议接待活动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莹莹姐的妈妈在省立医院当护士，我出生就在省立医院，她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我刚记事莹莹姐的爸爸妈妈就把她接走了，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像，是因为我外祖母珍藏着一张她扶着我拍摄的合影照片。

我四岁的时候是1962年，正赶上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都在搞“生产救灾”，我外祖母裹过脚，因放开得早，虽不是“三寸金莲”，但行走仍有些不便，干一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力不从心，她就帮着左邻右舍干些裁衣服、织毛衣、看孩子等力所能及的活，人家给钱也不要。一个院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外祖母都是让我喊爷爷、奶奶、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多了，为了区别开来，就按年龄让我喊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我记得三爷爷是个拉地盘车的，有时给罐头厂送货回来常带一些苹果皮、梨皮之类的食物送给我外祖母，外祖母舍不得吃都省给了我。

我外祖母吸烟，但她吸得都是用自己裁好的长方形纸条卷制的一头大一头小类似小喇叭筒似的卷烟。因为单吸烟叶吸不起，就到院内的白杨树下捡一些飘落在地上的叶子晒干搓碎了掺着吸。我见外祖母这样做，就也学着捡干树叶搓碎了往那盛烟沫的圆形铁罐头盒里装，外祖母见了先是高兴，后来见我放多了就阻止我说：“放多了不好吸，太呛。”听了这话我就悄悄溜出去给外祖母捡别人丢弃在地上的烟头，捡了烟头剥去烟纸把烟丝放到罐头盒里，再按比例加树叶，外祖母每每看到我做这些事时，都是默不作声地盯着我，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既爱怜又欣慰的目光。

我和外祖母的日子过得虽然艰苦，但很温馨。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我是她倾心培育的青禾，孤寂时的寄托，黑暗里的光亮，艰难面前的希望。而外祖母则是我遮风避雨的大树，她的怀抱是我歇息沉眠的港湾，她的关爱是我成长沐浴的阳光，她的教诲是我滋润心田的雨露。

外祖母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了一个至今不可颠覆的印象，那就是头脑清楚、心胸开阔、豁达坚强。这一点也许是她从父亲、冯玉祥将军手下的旅长、人送绰号“贺大刀”的贺云良那儿遗传来的。记得有一次，外祖母领着我去城郊赶集，集市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外祖母买了几十斤玉米，装进袋子里，一手拎着粮袋一手拽着我挤出人群，把粮袋放在路边的空地上让我看着，而后又转身去买烟叶，这时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趁机跑过来，抓起我身边的粮袋就跑，我用小手抓着粮袋子不松手，他就拖着我跑，我争不过他只好松开手无奈地放声大哭，外祖母闻听哭声返回来时，那汉子早已扛着粮袋躲进人群无影无踪。外祖母抱起我来安慰说：“不怪你，也许那人家确实揭不开锅了。”那时买几十斤粮食不容易，外祖母没白没黑地在灯下给人做衣服、打毛衣，要赚很长时间的钱才能买这么多粮食，而且有了粮食也要掺着菜叶树叶之类的东西节省着吃。可外祖母转身就像真的忘了这事似的，从此再没念叨这事。粮食没了外祖母就每天出去捡一些能吃的东西回来煮着吃，省下好的东西喂我。不久外祖母患了水肿病，我按过她那虚肿的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我却被她喂得胖乎乎的，每当有人看着我那圆润的脸庞夸我是个大胖小子时，外祖母便笑得合不拢嘴，脸上洋溢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成就感。

外祖母虽然出生在乡下一个贫穷的抗日军人家庭，但因父母包办婚姻，嫁到城里资本家家里当了儿媳，背上了“剥削阶级”的包袱，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不去想那些当官当先进的事，又因年幼时家里贫穷，只上过几天初小，识不了多少字，所以也没有当科学家、作家的理想。那时她的事业和理想就是把我抚养教育成人。

在我四岁那一年的夏天，我和外祖母离开济南去了淄博，去了我父母工作的地方淄博市博山区。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走的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外祖母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收拾起早已整理捆绑好的行李乘一辆三轮车去火车站，屋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四周一片漆黑，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外祖母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搬动行李轻手轻脚。可谁知左邻右舍的灯还是敏感地点亮了，家家户户的门都相继打开，涌出来很多人来为我们送行。外祖母很感动，看不出她眼里是不是含着泪，但告别的声音里夹带着抑制不住的哭腔。同院住着的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叔叔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外祖母掏出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说：“你平时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我咋能要你的钱？”外祖母硬往他兜里塞，他就气急地说：“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我害怕地拽拽外祖母的衣襟，外祖母才把钱收回来。那人的脸也由怒转暖，动情地对外祖母说：“到了女儿那边别忘了给咱院子里的人回信报个平安。”我外祖母没再说什么，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无奈的争吵

1966年的秋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见我外祖母正站在自己家门口跟同住一排平房的邻居赵有财家媳妇争吵，我有点纳闷。我外祖母一向和善大度，从没见她跟人争吵过，人缘特好，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人微言轻，无力调解，只能冷眼旁观。

我外祖母火气不大，她一边根据赵有财家媳妇的指责做出解释，一边据理力争，当对方声音高八度时她就沉默一会儿，待对方的声调降下来后再作解释。赵有财家媳妇站在自己家门外火房的炉灶前一边炒菜，一边指桑骂槐地说我外祖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到气头上还用那炒菜的铲子敲得铁锅当当响。

赵有财家媳妇那时也就三十七八岁，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个头不高，一米六不到，人生得不仅干瘦如柴，那性格也跟干柴烈火似的一点就着，一天到晚阴着个脸，不见笑模样，像是谁都欠她钱似的。村里人都说这人不好惹，见了她都躲着走，生怕惹上麻烦。

大伙不敢招惹她，倒不是因为她性格刚烈，主要还是因为她丈夫赵有财是个惹不起的主。赵有财是厂锅炉车间副主任，跟他在一个车间工作的左邻右舍私下都说他是个笑里藏刀的人，谁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他迟早会找茬报复你。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得到证实。文革开始后，厂里开会批斗“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改往日见领导点头哈腰的习惯，常常主动跳上台揭发批判那些在工作中曾经批评过他的领导，而且领导在哪一天、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事、说的什么话，他都在小本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加上他又会联系实际上纲上线，成为厂里站出来跟“走资派”斗争最坚决的人，进而成为厂红卫兵组织头头。官当大了，他的面部表情也跟着严肃起来，上下班也不再穿工作服，做了一件蓝布中山装，成天披在肩上，很少见他把胳膊伸进衣袖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嘴里镶着好几颗大金牙，说话时嘴里金光闪闪，口外唾液四溅。他这人不仅对外敢于“同走资派”斗争，对内也不手软，左邻右舍的人常听到他因夫妻内部矛盾揍得他媳妇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嚎。他媳妇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清楚，甚至连她姓什么我也想不起来，因为她跟我外祖母争吵这事距今已有四十多年。

我之所以对这次争吵印象很深、念念不忘，是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外祖母跟外人争吵，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次争吵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外祖母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同情关爱弱者的品格，对我后来思想认识和观念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在我冷眼观战之初，见赵有财家媳妇声高气足、咄咄逼人、寸步不让，见我外祖母反复解释、再三申辩，我还以为是我外祖母不占理呢，因为理不直则气不壮。但听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前一天有个农村孩子用独轮车推着两柳条筐甜瓜到村头来卖，甜瓜品种好价格又便宜，有不少人围上去挑选购买，我外祖母也去了，她见那卖瓜的是个老实巴交的半大孩子，脸上还未脱尽稚气，就一个人推着一车瓜大老远的到这儿来卖不容易，又见那孩子站在车旁，一边看着人挑瓜，一边不住地撩起衣襟擦额头上那不断流下来的汗，还不时地用舌头去舔那干暴的嘴唇，心里顿生怜悯之情，就从家里端来一大碗白开水给孩子喝，那孩子像是渴极了，也顾不上客气，接过碗来就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就在孩子喝水时赵有财家媳妇把一个瓜偷偷装进了自己的裤兜里，我外祖母看到也没多想，就用手戳戳她，指指她的裤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这样做。她瞥了我外祖母一眼，很不情愿地把瓜掏出来放回到车筐里。这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事很小，而且我外祖母顾及她的面子也没声张，自然也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可赵有财家媳妇事后不愿意了，她不仅不觉理亏，还像得了理似的说我外祖母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我外祖母给她解释：“你没在乡下园子里干过不知道种瓜不容易，这孩子大老远推着车子到咱这儿来卖，图的就是卖个好价钱，多赚个毛儿八分地让忙活了一年的家里人高兴。”赵有财家媳妇说：“他不容易，我还不容易呢，不就是一个破瓜吗，你充什么梁山好汉？”我外祖母说：“咱不容易又不是人家孩子给咱造成的，咱凭什么让人家吃亏？”不管我外祖母怎么说她都听不进去，她一边做饭，一边七十三、八十四地数叨我外祖母，还说我外祖母是白眼狼戴眼镜冒充好人。直到说得我外祖母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跟她争吵起来，她才自感理屈词穷闭了嘴，但末了留下一句狠话：“你等着瞧，有你好看的。”

争吵完回到屋里，我对外祖母说：“你别生气了，是她不对。”外祖母抚摸着我的头笑了笑。我偎进外祖母怀里问：“村里人都怕她，你咋还跟她吵？”外祖母说：“那卖瓜的孩子跟你乡下舅姥爷的儿子小葵差不多大，这么小就出来卖瓜不容易，在外吃的苦受的累别人看不见，要是再卖不出好价钱回去落埋怨，心里该多冤啊！”我问：“你是不是想老家的人了?”外祖母点点头。我又说：“我一听说有人偷东西，就想起那个在济南抢咱粮食的人，心里就特别恨，你呢？”外祖母端详我片刻说：“那事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别再惦记着了，你这么小往后的日子还远着呢。”

雨中捡起水泡泡

受外祖母的影响，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在那个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年代，下雨不仅可以为人们驱走夏日的炎热、带来舒心的凉爽，还能给人以丰收的希望。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遇有雷雨天学校就允许学生不上学了。我就陪着外祖母坐在屋内透过敞开的屋门看那天上滚动的云彩，看那从天而降时急时缓的雨。有一次，我看到那豆大的雨点哗哗地降落在屋门外的水洼里激起无数银元大的水泡，就问外祖母：“那些雨泡泡是怎么回事？”外祖母出神地望着水泡答非所问的说：“那些雨泡泡都是钱。”听外祖母这么一说，我联想到了那些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又疑惑地问：“能买冰糕吃吗？”外祖母说：“你只要能捡起来就能买。”我半信半疑地脱了鞋，光着脚丫，戴着草帽冲出屋门，弯着腰在地上捡雨泡泡，怎么也捡不起来。外祖母坐在屋内看了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很开心。笑完又冲我喊：“快进来，别淋感冒了。”回屋后我撅着嘴说外祖母是“骗子”。外祖母不笑了，她把我揽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很认真地给我解释：“这雨落到庄稼地里，庄稼才能喝上水，喝饱了水才有劲长个，长大了才会吐穗产粮食，有了粮食就能换钱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外祖母和我母亲都住在天津。天津有我曾外祖父开办的华生粮店和华生客栈。宅院在梅家胡同74号，院内有一栋二层洋楼，上下房间各四间，我外祖母带着我母亲住楼下。一天我外祖母正在房间里做针线活，管家王三爷差人告诉我外祖母，你弟弟从德州乡下来了，我外祖母慌忙迎出去，见到弟弟蓬头垢面，1米78的个子瘦得像个麻杆，一路乞讨步行500多里地找到这里，鞋底磨透了，脚磨破了，心疼得跟弟弟抱头大哭。听弟弟说，山东大旱粮食都吃光了，靠拔野菜挖草根度日，她心里很难受，看着狼吞虎咽的弟弟，联想到家里的娘，她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到柜上去借钱。掌柜的二爷不在家，一分钱也借不出来，她又找妯娌借，弟弟走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地送出去很远很远。

听了这段并不遥远的往事，我明白了，外祖母虽然跟我们一起住在淄博，可她心里一直挂念着娘家的人，挂念着那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在那靠天吃饭的岁月里，她看到天降大雨时的那种异常兴奋现在人不会理解，她说“雨泡泡就是钱”也只有经历过姐弟抱头痛哭的人才深信不疑。我理解我的外祖母，她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一生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人！